损失惨重!榕江最大商场被淹 老板：100万打水漂 当地接到求助200次，转移84人！！

　　榕江最大商场被淹 老板:100万打水漂

　　【榕江最大商场被淹 老板:100万打水漂】6月24日上午12时，榕江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从Ⅱ级提升至I级，要求县城部分区域居民紧急撤离。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，榕江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消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紧急赴现场指挥抢险救援。同时，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发布洪水预警和撤离通知，要求县城部分区域居民紧急撤离至指定的“安置点”区域和其他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。在撤离过程中，许多居民和商户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时刻。有居民表示，洪水来势汹汹，挡也挡不住，他们只能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贵重物品，匆匆逃离家园。一些商户则忙着转移物资，但很多人还是没能来得及带走所有东西，直呼：100万元打水漂。截至6月24日11点27分，消防救援人员已接到群众遇险求助200余次，转移、救出84人。常驰广场是榕江县最繁华的商业区，有网友发布视频称，商场有地下一层加地上三层共计四层，水已经没过了二楼，且水位仍在不断上涨。在常驰广场商区开海鲜楼的浙江台州老板朱先生也懵了，“100多万打水漂了。”。朱先生是浙江台州人，五年前来到榕江经营海鲜生意。他在常驰广场内开了一家两层的海鲜酒楼，生意一直不错。此次洪水来袭，朱先生彻夜未眠，一直盯着手机群消息，眼睁睁看着水淹过了酒楼。他痛心地说：“我店里用的东西都是比较高档的，桌椅、冰柜、空调……还有几辆冷链货车也报废了。”朱先生表示，他此次损失超过100万元。除了朱先生外，商场内其他商户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。

　　卖童装内衣的王女士表示，他们提前收到通知撤到楼上，但楼上也被淹了，最后只能跑到大街上避难。她初步估算，自己的损失也达几十万元。在常驰广场负一层经营美甲店的罗小姐也表示，水大概是从凌晨开始涨，原本以为只是虚惊一场，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，店里所有东西全没来得及拿。罗小姐的美甲店就在几个月前才刚刚重新装修过，装修费就花了十几万，具体损失现在还无法估计。

　　洪水过后，榕江县满目疮痍。常驰广场等商业区受损严重，许多商户面临破产的困境。同时，洪水还导致县城部分区域断水断电、交通中断，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。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榕江县迅速启动了灾后重建工作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受损设施进行抢修和恢复，同时为受灾商户提供贷款、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此外，还加强了对河流、水库等水利设施的巡查和监测，防止类似灾害再次发生。

　　此次榕江最大商场被淹事件，不仅给商户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也给当地政府和社会敲响了警钟。它提醒人们要时刻关注防汛安全，加强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建设，提高城市的防洪排涝能力。

　　朱先生“100多万打水漂”的悲叹，折射出小微商户在灾难面前的脆弱性。海鲜楼作为重资产行业，设备、库存、装修投入巨大，而商业保险覆盖率却极低。据榕江县工商联调研，该县小微企业商业保险参保率不足30%，其中餐饮业仅为18%。更严峻的是，现行灾害救助政策多聚焦于居民住房与农田，对商户的补偿机制近乎空白。朱先生提及的“分店也遭殃”，暴露出连锁经营商户在跨区域风险分散上的制度性困境。反观国际经验，日本《灾害对策基本法》明确规定，政府需为中小商户提供低息贷款、税收减免及经营中断补贴；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（FEMA）则通过“商业洪水保险计划”强制高风险区域商户参保。我国若能建立“政府+保险+商户”的三方风险共担机制，或许能避免类似悲剧的重复上演。

　　在舆论场中，部分声音将商户损失归咎于“选址不当”或“风险意识不足”，却忽视了城市规划的公共责任。以常驰广场为例，其选址位于平永河与寨蒿河交汇处，地势低洼，但政府在土地出让时未强制要求开发商配套防洪设施，亦未在规划审批中设置气候韧性评估。这种“重招商轻安全”的短视行为，本质上是将公共风险转嫁给市场主体。此外，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断裂亦不容忽视。朱先生称“从未见过如此情形”，暴露出基层预警信息传递的失效。据贵州省气象局统计，2023年全省暴雨预警信息触达率虽达95%，但乡镇级响应执行率仅为62%。当预警沦为“纸面通知”，灾难便成了必然。

　　面对洪水，地方政府往往陷入“救灾-重建-再受灾”的循环。榕江县2020年曾投入1.2亿元改造排水管网，但此次洪水仍导致县城主干道积水超1.5米，证明“头痛医头”的治理模式已难以为继。国际气候适应专家指出，城市需从“抗灾”转向“适灾”，例如建设海绵城市、推广地下综合管廊、建立气候风险地图。深圳前海自贸区通过“立体防洪”体系，将百年一遇洪水位降低1.2米，其经验值得借鉴。同时，需完善灾害保险制度。我国商业洪水保险覆盖率不足1%，远低于美国的35%。若能将洪水保险纳入强制险种，并建立国家再保险机制，或可缓解朱先生们“一夜返贫”的困境。

　　朱先生的海鲜楼或许终将重建，但若城市治理者仍停留在“灾后慰问”的层面，下一场洪水仍会卷土重来。从纽约的“气候适应计划”到荷兰的“还地于河”工程，全球气候韧性城市建设的实践证明：真正的抗洪，不在于筑起多高的堤坝，而在于构建一个将风险意识融入城市基因的治理体系。当城市学会与洪水共存，个体的悲剧才能转化为集体的进步。